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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诉讼领域，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仅在实体层面产生确定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状态之效果，还在程序层面产生终结诉讼进行之效果，因而认诺行为兼有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的双重属性。在认诺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上，应当摒弃私法一元论或诉讼法一元论的观点，在坚持两性说的前提下，对实体法价值与诉讼法价值进行调和，亦即对私法行为的自律性与诉讼行为的国家干预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协调，并以此为指导对诉讼请求认诺的成立要件和救...
以英美法系为重点，并对比欧陆法系的发展对财产权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可以整理出“相对性”与“区分性”两条路径，并剖析出既有法治发达国家财产法绝对—→解构—→重建的曲折演进线索。“财产权”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包含以若干必要要素，以与自身时代阶段变化相适应的否定之否定形式扬弃发展。对于财产权的理解，应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我们在当前时代截点打开国门时所看到的某一个静态片段。为此，在充分理解西方各...
对央地财政分权中的权力配置及其限度，特别是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制，应作宪法考察。通过“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选...
学界研究成果和各主要司法辖区案例显示，双边市场理论尚不完善，适用可能产生偏离、分化甚至矛盾。在相关市场界定中考察双边性时，是否适用双边市场理论、界定几个相关市场以及采用何种方法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准确认识和充分考虑市场各边的相互关联。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准确认识和继续完善双边市场相关理论，依托反垄断基础框架和实务经验，深入调查和了解行业背景及其特征。
类型法定是家庭法最为核心的原则。这一原则通过“规范—事实”的形式化作业来实现“法—非法”的意义分野。专制的父权制伦理观及其理想生活图景曾扮演这一原则的思想基础。在多元社会，这一被奉为圭臬的原则呈现出式微的趋势。在婚姻法中，这主要反映为婚姻内容形成上个人自治的增长以及两性关系法定类型数量本身的增加。在亲子关系法中，则主要表现在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平权上。中国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即在...
案例指导制度已在司法实践中运行有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只是如何继续推进颇令人踌躇。“国家治理能力”概念的提出，为案例指导制度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不应仅限于确立司法政策或解释法律，并由此指导法官同案同判；还应鼓励和引导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中的说理模式在疑难案件中进行判决书说理，并总结出相应的裁判要点以形成规则。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法官的司法水平和整体的司法治理能力，实现司...
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内容极为复杂，这些性质上明显不同的规范在解释方法上也有不同之处。其中，对辩护权利规范的解释，应禁止不利于被追诉人的扩大解释、类推解释，不禁止在必要且适当时作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扩大解释、类推解释。结合公民权利的开放性原则、霍菲尔德的权利类型理论、德国法学理论中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对各项具体辩护权利进行类型化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不同类型的辩护权利在解释上的不同之处，还有助于澄...
在欧美，警察权的变迁经历了两次“脱警察化”，通过分权和分工，从国家行政、内务行政的同义词渐渐走向组织法意义，从警察概念分化出来的其他机构和人员不得再使用“警察”名称。第一次与分权有关，通过与军事权、财政权、司法权等的分离，警察权逐渐限定在内务行政领域。第二次与政府组织体系分化、职能进一步分工有关。通过不断明晰警察权目的，将政府的一些职能从警察权之中剥离出去，警察权也便与内务行政有了一定区分。我国自...
从流担保禁令、时效利益预先放弃禁令等五种权利事先放弃的法律解释论出发，可归纳出事前弃权原则上倾向于无效的一般规则。其背后法理逻辑包括：未来权利尚未特定化，处分行为前提欠缺；意思表示容易生瑕疵；被放弃权利涉及人身(信赖)利益；事前弃权容易导致对自由或独立的过分限制；可能违反赋权规范的特定公益目的。将该规则验证性适用于任意解除权、法定解除权、违约金酌减权以及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等权利的事先放弃场合，亦能...
当前我国通行的以结果的具体预见可能性为中心的过失犯理论，是按故意犯的模式来理解过失犯的产物。过失犯在归责类型上区别于故意犯，二者的归责结构存在重大差异。以故意与故意犯为模板理解过失与过失犯的构造，在体系逻辑上存在缺陷。以预见可能性为重心的归责机制违反以管辖思想为基础的归责原理，它无法有效回应风险社会对刑法归责的功能期待。过失犯的归责结构有必要实现两大转变：从主观归责为重心到客观归责为重心；从结果本...
对权力“分立”或“混合”的形式主义理解，无法解释和规范我国国家权力的配置。我国宪法对民主集中制规定方式从“一律”到“原则”的改变，为国家权力配置的宪法原则开放了新的解释可能性，邓小平、彭真等“宪法工程师”将权力配置的实质标准确定为“权力行使的正确性”。此种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强调国家效能和治理能力，要求将各种国家任务的相应职权配置给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功能优势的机关，而不再僵化地拘泥...
本权/占有范式只用于解决讨论取回所有物行为的可罚性问题，而不适于建构财产罪法益的整体话语系统。本权/占有范式与私力救济的允许限度、刑法判断的独立性问题既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无法互为根据，只是在具体的案件中存在结论上的部分重合。这一范式的适用前提，是盗窃罪以他人之物为对象，并通过刑法条文规定将他人之物由他人所有推及于他人占有。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多以公私财物而非他人之物为对象，没有一概否定...
重整计划强裁规则(《企业破产法》第87条)是引导当事人有效谈判行为的重要制度，但这一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被“滥用”。强裁规则的滥用与该规则的定位偏差和功能误读有关。本文力图重释强裁规则的功能，认为其不仅仅是法官裁判的规则，更是通过对当事人充分谈判结果的模拟，引导当事人的谈判行为，并化解囚徒困境的规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强裁规则应当具有动态和静态二元功能。动态功能在于作为破解当事人谈判僵局的最后手...
中华法系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法律体系之一，它能够在东亚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1300余年，不仅有《唐律疏议》等一批著名法典，以及长孙无忌、大和长冈等一批著名律学家，而且有《令集解》《律例笺释》等一批作品构成的法律学术即律学，它们支撑着中华法系的发展、繁荣和延续。而古代中日两国的律学(日本称明法道)则是中华法系法律学术的主体。因此，认真梳理、详细阐述古代中日之法律学术的起源与发展，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协调核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核能法律规制的核心议题。美国采用了行政规制和责任约束相结合的法律规制路径。在行政规制方面，美国建立了独立的核规制委员会，核规制委员会将“安全”界定为“可接受的风险”来体现对公众的充分保护，并通过改革许可程序和革新监督执法模式来提高安全规制效率，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在责任约束方面，通过限定企业赔偿数额并建立多层级的责任保险机制，美国致力于实现保护公众权益和保护核能产业的双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