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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时期,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著作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由于班、荀断代史彰显了“尊汉”宗旨,更适合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因此并驾齐驱,“角力争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则显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时,命吴均纂辑《通史》,起三皇,讫齐代,...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贯穿着四库馆臣鲜明的求真征实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献考证、史书评价以及拒斥稗官小说入史等方面。四库馆臣认为,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爱奇心理等,是导致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为了考证历史真相,四库馆臣主张对史料博采善择、提倡运用金石史料,尤其重视亲历目击及实地考察的史料,并强调阙疑传信的治史态度。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与史学自身的特点、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时代学术风气...
从1859年开始,中国近代海关逐步建立了一套贸易统计和报告制度,历年编制的海关资料卷帙浩繁,“是近百年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项最为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资料”(吴松弟语),其中包括海关出版物,以及海关的内部档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重要海关的文字报告相继翻译发行。本世纪以来,各类海关出版物先后影印出版。海关史料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热点。近几年,地方海关史料引起重视,近代广东海关和...
《高丽史》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载10-14世纪高丽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纪传体史书,其历经五次修纂,先后有甲寅字本、乙亥字本和木刻本以及手抄本,但存世不多,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高丽史》版本,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乙亥字铜铸字本,然已残缺不全。其所藏太白山史库本等和韩国东亚大学收藏的《高丽史》,则是以乙亥字本为蓝本雕版印刷的木刻本,并非活字本,但为现存较早的全本和善本。英...
长城是起源于东周时期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意义的边界工程,当时的主要大国秦、齐、楚、魏、赵、韩、燕都修有长城。秦在昭王及秦始皇时期两次修筑长城,以防备北方的匈奴,后者即著名的秦始皇“万里长城”。近些年,有多个省进行了长城资源调查,使得学界对秦长城的认识更加清楚。在新公布的里耶及岳麓秦简中,也有与长城有关的内容,并能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读,十分重要。
和刻《楚辞》注本略考     日本  翻刻  汉籍  《楚辞》  注本       2022/7/4
日本素有翻刻汉籍的传统,其刻本一般称为“和刻”。和刻之于《楚辞》也不例外,如汉王逸《楚辞章句》(《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集注》),都是研究者必读必备之书,于是日本学者花大力气,加以翻刻。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
作为非科学发掘的文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秦简中的法律文献《奔警律》《尉卒律》等首次出现的法律篇章,在经发掘所得、新近公布的睡虎地汉简律典中得到验证;其中一些律令内容,可以用来订正以前对秦律的误解,或者与里耶秦简所见的行政制度相互印证,因而这些简册真实可靠。岳麓秦简法律文献有助于推进秦汉律体系的复原,开启秦令研究的新局面,丰富秦律令的细节性认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温经楼年谱》是乾嘉时期圣裔学者孔广林自撰年谱,现存著者原稿本,以及后人抄本一部,都曾在民国时期辗转归孔德学校,而最终入藏首都图书馆。谱主孔广林,不惟是乾嘉时期山东礼学的代表,更开清代郑玄著作辑佚之先河。《温经楼年谱》记载广林一生读书、应试、交游、治经诸事,是系统研究其生平学行的第一手史料。此外,该谱对孔氏家族家学传承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有直接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研究唐代各项制度,《唐六典》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典籍文献。经过陈寅恪、严耕望、汪篯、陈仲夫、吴宗国、张弓等几代学者的接力探索,学术界已很少生硬地将《唐六典》直接视为唐代开元时期实际行用制度的静态记录,且认识到此书“虽然包含了正在变化中的各种制度,但不是作为当时政治运作遵循的法典”。无论史学界还是法学界,学者们大都不认同其作为行政法典的属性。由于其特定的编撰宗旨和体例,书中所载不能视为当时实际行用制度的...
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自开始便是一种国家行为,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史书编撰主要关注帝王将相和精英人物,注重政治事件,表现宏大叙事。受其影响,其他传世古书也大抵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着重表现上层社会的爱好和生活,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则基本被忽视。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打出“新史学”旗帜,直指旧史学“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新史学》),倡导“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
放妻书是敦煌文书中的汉文离婚契约,其时代大约从唐代中期到北宋初期,即8世纪初至10世纪末。在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共收录了11件放妻书。其中,离婚书样文有:S.343v、S.5578、S.6417v、S.6537va、S.6537vb、P.3212v、P.3730v、P.4001、Дх.11038,实际离婚文书有:P.3220、P.4525。《唐律》对...
《史通》自唐代行世后,在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文字讹误,并形成多种版本。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曾五次校阅《史通》,所作校记题跋广为学人征引。梳理近年出版的新资料,可知顾广圻不仅再校重阅《史通》是在嘉庆九年(1804)六月,而且其最早的初次校订《史通》的工作,也是发生在当年当月,并非不能考察出具体年月;当时他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其所校《史通》乃万历三十...
传统的商周地名研究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面临诸多困难。随着考古与古文字学科的快速发展,新发现的商周甲骨、金文地名材料已经相当可观。通过对这些新地名史料研究,可以发现商周地名的来源及其发展衍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商周地名的主要来源有部族名号、人名、旧地名孳生新地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商周地名存在随时代变迁而转化为其他类别专用名称的衍化现象。商周地名的衍化规律有:普通地名演变为国邑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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