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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社会管理科学化”这一命题,前提是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和“科学化”的内涵,并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关于社会管理。一般来说,对于社会管理可以从内涵、外延、主体、手段、目标、任务、作用等角度来理解。关于科学化。科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即从客观实际出发,探寻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固有的而不是虚构的规律。关于社会管理科学化。在科学分析社会管理和科学化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
“患不均”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人们通常将孔子的这一“患不均”论理解为不必担心财物少而担心财物分配不平均,如果人们将财物分配平均,就不会有贫富差异,也就消灭了贫困。也就是说,人们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患不均”论的,它讨论的是贫富...
大卫·莫利在文章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媒介从来都不去描绘已有的空间,而是给人们制造一种空间,那么,这个依靠媒介技术建构起来的空间对人们的影响是怎样的呢?莫利以“家”为讨论基点,分析了新媒介对人们的异化过程,通过分析媒介如何为人们建构家的意义,他系统分析了媒介的渐进归化过程,并以“聪明屋”为个案,揭示出数字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即媒介重置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疆界,媒介归化最终导致人们...
近30年来,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方法来看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目前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出版了多部社会资本的教材、专著、...
文章首先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论方法”的重要性,旨在弥补“方法论”与“调查方法”割裂的现状,强调要在具体方法的操作中分析其方法论内涵与来源,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改善现有的方法。文章进而基于实地调查经验,具体分析了定性调查中“聊天”、“旁听”、“体验”三种方法的特点及其方法论意义,扩大了“主体”与“互动”的概念,突出了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共述、共景、共情的重要性。唯有此,才能更加充分地实现定性调查方法论中所...
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就是要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和推进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社会需要、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议题应运而生,成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核心与主题,成为安定团结、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前提,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中国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主体的经济立法取得显著成绩,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依法治国和法制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关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民关系、劳资关系等社会阶层关系矛盾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事业改制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贪污腐败等大案要案频发,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暴力犯罪增加,诈骗、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特别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影响恶劣,使得经济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
就市民社会研究而言,“生存性智慧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由于统治体系内部的利益分化、政府失灵,特别是统治体系本身的“理性有限”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的实践运行,市民社会组织有可能在当下的分类控制体系中“未意图扩展”,进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符合“中国理想图景”要求的市民社会发育及民主转型模式。
目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股人为“造”中产阶层的主张,并且正在将这种主张化为具体实践。中产阶层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演化规律,中产阶层的成长以及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人为制造一个特定社会阶层以及用行政推动的办法去造就某种形态的社会结构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对实际工作是有害的。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社会管理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创新”,也首次以重要篇幅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2011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理论中的基本研究范式,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二元困境,而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困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市民化已经迈开了坚实的步伐,但在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自身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困难。而新世纪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作为一种国家实践,是架通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重要桥梁。它不仅有助于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困境,也为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有关泼水节即傣历新年的说法在当代学术界已成定论。然而,为什么这一节日庆典的日期不在傣历的一月一日?对此,既有研究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作者本人田野研究所得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泼水节并非傣历新年,而是佛教新年和傣族远古泼水习俗两个来源的结合体。继而,作者指出,被视为傣历新年的泼水节实际上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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